在名义上张居正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力。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他经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于他亲信的总督巡抚,要他们如此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后他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票拟批准他自己的建议。为了鼓舞亲信,他有时还在函件上对他们的升迁作出暗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他自己作中心,另外形成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以补助正常行政机构之不及。这在旁人看来,就是上下其手;以气节自负的人,自更不愿向他低头,以免于趋附权势的讥讪。
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张居正既不能撇开文官集团而自起炉灶,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无法避免矛盾。举一个例子说,他个人物质生活的奢华惹人议论至多。数年之前,小皇帝万历听说张先生要改建住宅,增修一座阁楼以便悬挂御笔,于是就亲自下令由内库拨发白银一千两以为资助。因为在小皇帝的心目中,他的老师官俸并不丰厚。但是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才听说北京张宅的增修费用,竟为白银一万两。更令人惊讶的是北京张宅刚刚修造完毕,湖广的江陵立即出现了一座规模相同的张宅,主其事者是锦衣卫的一个庞姓军官,建造的费用不消说来自官库。张居正获悉此事,自称于心不安,但并没有毅然拒绝这些小人的阿谀奉献。接踵而来的就是湖广的地方官动用公款先后建造三座石坊以颂扬张居正的功业。次之则张居正以整理驿传作为他自己的一大政绩:当时政府设立的各个驿站,照例对来往官员供应车马食宿,他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务使真正有公事的人,才受驿站接待。几家属旅行,或以私藉公,需索驿站者,查出后立加严惩。但是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车马船只,并及于扛抬行李的夫役。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励行节俭,但是他却不能以身作则,这当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上述情形,也许可以推说为下人蒙蔽;然而他在私人函件中屡次提到他亲信的文官曾向他赠送贵重的“礼物”,包括现金和田地,这就不仅使他无法自解,也使对他同情的人不能置辩。也许在他看来,他自己的奢华和别人的节俭不过是因地位不同因而各有本分。但是在他的政敌的心目中,这就是言行不一的一大证据;即在一般人看来,这至少也是道德上的疵瑕。这些地方也使万历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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