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元辅老师的一番尊敬,因为事实具在,不像“谋逆篡位”一套罪状,虽然严重,却令人难于置信。
张居正的最后几年里,对他的批评者非常敏感,而对有名的文士尤甚。这些名士生平只知用华美的文章大言欺人,决不会对他崇实的作风起好感;因之他也就视此种人为寇仇。如果申时行有机会对他前任和后台老板发牢骚,他一定会指出张居正对待这般人的态度未免过分,而且由此而牵累了自己。因为在这些人眼中,他总是张居正的私人。平心而论,张居正对待一般文人,确乎过于偏激而有失宽厚。这些撰写文章的专家根据“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认为他们的诗词歌赋是赢得厚禄高官的资本。张居正纵使因为他们没有济世之才而加以拔斥,也不妨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敬而远之,不去触怒他们。例如王世贞,是本朝数一数二的散文大家,又和张居正同年得中进士,按理说应该情谊深厚,然而情形却不是这样。王世贞一心想做尚书,多次主动向张居正表示亲近,替他的父母作寿序,又赠送了许多礼物,包括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但是张居正却无动于衷,反而写信给王世贞,说什么“才人见忌,自古已然。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前两句恭维,其后则把王比作脆弱而不堪使用的武器看待,只能摆在盒子里让人赞赏他雕铸之美,却不能用以斩将夺旗。王世贞当然不曾忘记这段羞辱,他日后为他的同年作《张公居正传》时,也就以牙还牙,行间字里,酸辣兼备;其中提及申时行,也多轻蔑之语。
还有一个文坛健将汪道昆,凑巧也是张居正的同年,他官至兵部侍郎,有一笔由他经手的边防公款,经监察官查核认为账目中有不实之处;而汪提供的报销,却用华丽动人的散文写成。张居正对此事极感不满,他铁面无私地在一封信上指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汪待郎虽有芝兰之美,然而却开放在众人行经的道路上,管理公路的员工张居正也不得不把这名花异卉一锄斫去。这封信刚刚写完,汪道昆就被迫退休。
张居正开罪于文人有如上述二例。这也表现他虽为首辅,却没有认清文官集团还有另一种双重性格。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张居正按照过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对其中最孚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机四伏之际,他才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引用佛家经义,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说是:“如入火聚,得清凉门。”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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