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僵持那会儿,电话突然响了,就在我们边上,使得我们都吓了一跳。是柳姨打来的,那么的惊慌,是我第一次见她这样失态,她好象在哭,她说:
“光明,你快来!你父亲不行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忙别的事情,把父亲这个人完全的驱逐在生活以外,因为在工作上已经可以完全独立,我便极少回他那里去,这次雁文出这样的事情,他一句也没有苛责我的不是,这样平和,我都没有发现不寻常。年中做的根治术,转移太多,手术根本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其实就是简单的开关腔而已。他一直表现的那么硬朗,我心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准备,总觉得是可以拖很久的,不想,居然来的这样的快。
开车的时候有点心不在焉,脑子里乱糟糟的一片,涌上来很多事情,多数是小时候的,还有他和柳姨的婚礼,而对他和母亲的婚姻,似乎没有任何印象了。他虽然严厉,但对我,一向是很疼爱的,只是我拒绝接受。
他躺在监护病房里费力的呼吸,周围除了家人,另有一位我不认识的生人,是律师。他很理智。律师读了他的遗嘱,他听着,微微点头,他的体力都不够他说一句像“对,这就是我的意思”这样完整的话来,甚至目光都有些涣散。他把他的家产平均分成了七份,柳姨,涧雪,水含,笑之,雁文,我,还有年年,各一份。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年年和雁文从法律上讲,和他都没有关系。我明白他的用意,等于是我一个人占了七分之三。这样算,加上自己在“长风”原有的股份,我能够买下这医院的四分之三了。我觉得可笑,奇怪柳姨竟然能服从这样的分配,没有二话,只是握着父亲的手不断的垂泪。
他实在不能坚持几天了,姑姑和大伯每天都打电话过来问,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纽约,都不能赶来,电话里两位老人也不胜唏嘘,让子女们过来探望,大伯的小儿子就在我和雁文的家里借宿,我有七八年没有见到他了,他是个相当斯文的大学讲师,比我还要小两岁,姓李名印歉,我叫他阿歉。
“家里有个小孩子,是雁文的妹妹,你不介意吧?”我问他。我的车交给他开,我和雁文坐在后面。他是第一次见到雁文,一路上总是闪闪烁烁的从观后镜里看他,弄得小家伙对他不由自主的起了敌意,瞪了他一眼。
“啊?”他终于回神回答我的问题,“哦,不介意。”
“伯父身体好吗?”
“他呀,也不怎么样,所以飞机都不敢让他坐。”他学了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但宁波话是一句都说不来,“他们兄妹三人也够不幸的,要死了,都见不上一面。”
说完,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赶紧看我的反应,我只是笑笑,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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