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数年难得一见的大案。其中死伤百姓之多,涉案金额之大,牵涉官员之广,都是骇人听闻。
而且,此案还是一桩窝案。
从朱贵家盗出的那本暗帐备份上,记载了许多官员的名字,这些人都是矿山案的利益分润者。
而后从李鉴后宅中搜处的暗帐正本,也印证了这本暗帐的真实性。
京中之人暂且不谈,单单是禹州的各级官员,就足以令人咋舌。
知州李鉴、通判郑昌、团练副使陆圭,等等等等,都是有头有脸的禹州军政大员。
除了主动与李鉴三人组狼狈为奸的,还有很多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此事,但却用手中的权力暗地里为朱贵提供便利。
这些人也都是被朱贵用各种手段收买,对矿山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他们,盛长桢和赵宗全自然也不会放过,通通抓了起来,扔进大牢,以待发落。
拔出萝卜带出泥,前前后后一共抓了数十人。
最终,禹州七品及以上的官员几乎一扫而空。
盛长桢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几乎被掏空了的禹州州衙。
好在,盛长桢也不是孤军奋战,州衙之中还是能找到帮手的。
那就是州衙六房之吏。
这些吏员大都是土生土长的禹州人,世代在衙门中为吏,真论起来,许多人比知州李鉴的资格还要老,因此也被称为胥吏。
诚然,由于胥吏上听命上官,下贴近百姓,很容易做出欺上瞒下,欺压百姓之事。
但不可否认的是,胥吏是整个文官系统,尤其是地方文官系统的基石。
譬如禹州,要是离了知州李鉴,还能正常运转,但是要是离了这些胥吏,顷刻间就要乱套。
而且,虽然胥吏们平日里名声差,但在矿山案中却是清白的。
矿山案的具体事务,主要还是靠朱贵手下的管事和家丁来完成。一众禹州官员要做的,就是收下孝敬,为朱贵充当保护伞。
而那些州衙胥吏们,他们只是吏,与李鉴这样的文官,在身份地位上差距巨大。
除了少数李鉴郑昌的心腹之外,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被排除在外,没有资格去分润矿山案的利益。
胥吏平日里顶多只能算小打小闹,和矿山案比起来,盛长桢也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禹州的安定,暂时任用这些人。
盛长桢接手禹州政务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安民。
对禹州百姓来说,一日之间,风云突变。团练进城,知州通判下狱,这样的事必然造成大规模恐慌。
一个处理不慎,就可能造成百姓哗变。
因此盛长桢必须昭告百姓,安定民心,维持好禹州的稳定。
好在有团练军的配合,至少不会出现什么暴力事件。
盛长桢向赵宗全建言,团练军分成小队,轮班在禹州城内日夜巡逻,以警惕可能存在的朱贵残党,防止这些人搞风搞雨,煽动作乱。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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