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就麻烦了,我琢磨了好几天,这类通知家属的闲事还值不值得再管了?要是再有送病人去医院的事我可就悬了,像你这么镇静的我还是头一次遇见。你不会告发我吧?看你家这样子,像是当大官的,我就纳闷,田墨轩先生家里有当大官的人,怎么硬是救不了他呢?还眼瞧着老先生受这种罪?算啦,不说这些,不过在我说之前,我还有个小小的条件,我刚才告诉你了,我现在身无分文,虽说会点儿手艺,可如今这年头,偷都不太好偷了,大家都穷,有点儿吃的恨不得都锁进保险箱,没有粮票你有钱也没用,你看是不是……”
田雨表示理解地点点头说:“钱可以多给你些,粮票只能给你十斤,多了我也实在拿不出来了。”
“够了,够了,如今谁不把粮票当命似的,十斤就不少啦,你真是菩萨,我老K感激不尽。咱们说正事吧。”
“我1957年刑满,像我这种没家没业又会点儿手艺的人,劳改农场是不会放我的,说白了就是怕我出去没饭吃又去偷,所以刑期满了把铺盖卷从犯人队里搬到就业职工队里,该干活还得干活,只不过是有了三十多块钱工资,可饭钱还得自己掏,囚服也不发了,你要不想光着腚就得自己买衣服穿了。总之,刑满和服刑差不多。那年11月,全国各地的大批右派就一拨一拨地到了。咱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大文化人,右派是啥咱闹不清,给咱的感觉是国家好像跟文化人有了仇,文化越高仇越大,管教干部平时总看我们这些刑事犯不顺眼,说我们是人渣子,弟兄们虽说不在乎人家骂咱,可也明白咱的地位。自打右派来了,我们这些刑事犯可就抖起来啦,任命的班组长都是刑事犯,没文化的管着有文化的,话又说回来了,在那种地方,文化人屁用没有,一个个细皮嫩肉的,戴个眼镜,干起活来架手架脚的连个娘们儿都不如。这还不算,数他妈的右派队事多,别看干活不行,打小报告的可不少,还特别爱写思想汇报,一写就是二十多张纸,把自己骂得连王八蛋都不如,开起批判会来一个比一个积极。打个比方,好比把一群狼关在笼子里饿着,大伙都硬撑着看谁先饿趴下,只要有一个撑不住趴下了,一群狼就都扑上去把那条先趴下的狼吃了。”
“所以我们刑事犯看不起这些右派,咱偷东西还讲个‘盗亦有道’,还讲点江湖义气,可他们文化人一旦到了这个份儿上,啥规矩都不讲啦,净想撇清自己,把事往别人头上推。灾年来了,劳改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最后减成每天七两毛粮,就是带皮的粮食,右派们谁也不敢喊饿,谁要说个饿字,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七两粮食就够多的了,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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