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皇商为东掳政权大量输送粮食、衣物、炊具等基本生活物资。
努尔哈赤也不亏待他们,把人参、鹿茸、兽皮等贵重物品交换给对方,让这帮唯利是图的奸商们高兴的不得了。
渐渐的,双方建立了很深厚的利益关系,重视间谍战的努尔哈赤就把双方贸易内容,从食品衣服扩大到情报。
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
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东掳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东掳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
东掳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
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
“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由此可见,东掳政权对晋商的重视程度有多高。
皇太极的战争机器所需的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都来自“诚信”通天的晋商。
对双方而言,这是一笔双赢的买卖。
正是通过晋商,东掳才可能把劫掠来的财物、古董和金银购变成粮食,来养活他们几十万人口。
辽东的米价,最终降到了一两四石,人口增加了数倍,粮价却压到了最峰时的几百分之一。
而交易另一方的晋商集团,仅在在崇祯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万的银两。
这些功绩在东掳入关后,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被御赐了皇商地位。
得到东掳特殊照顾的晋商,垄断了华夏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
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
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
他们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
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
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他们在酿造叫卖。
晋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
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
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
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都和他们有关。
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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