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的杰作,这与一些官员奏章中常有的那种空泛、教条、庸冗之风,形成鲜明对照。
其基于实际的真知灼见,产生了强烈的说服力,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万历皇帝为之赞赏。
万历看后,即命工部都给事中侯于赵,会同傅希挚和巡漕御史刘光国,共同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议案来回报。
开挖河之役,看似已经说动了万历皇帝的心,即可成为现实。
然而,侯于赵实地查看后,却提出了一些实际的问题,认为应该先开凿良城伏石,事先修好丰、沛的堤防,再慢慢商议动工开挖河的事。
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报中的说法,也与侯于赵一样,“谓开非数年不成,当以治河为急”。
万历皇帝听后,很不高兴。
责备侯于赵等人阻碍这件事,对其勘察的奏议表示质疑,并说这和傅希挚的奏议大不相同,指责他们是“不能靠其办成大事的人”。
但实际上仍听任了他们“先治黄河后开“的想法,使开之议再次泡汤。
至此,“开河”之议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对朝廷来说拿不起又放不下,朝臣们对此更是忌惮慎言,再不敢触碰这个话题。
这种情况持续到万历二十一年,黄河又决口下漫沛县、徐州,漕运再次被阻。
当时舒应龙任总河尚书,他借宣泄微山湖及其鱼台等县积水的议题,奏准在韩庄开一支渠,从韩庄向东,引湖水经过彭河走。
韩庄支渠开挖虽然仍没有解决运河避开黄淤的问题,但它却在很大意义上揭开了开挖河的帷幕。
之后在万历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黄河大水之际,黄河又在徐州黄决口,河道向南迁移,徐州、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
到此时,开挖迦运河已经由考虑变成必须,朝中大臣这才开始支持此议。
在刘东星主持下,于原来舒应龙开挖的韩庄支渠基础上,对河槽加宽加深。
刘东星排除种种困难,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开通了河。
并于韩庄向北在湖东开河四十五里,以便纤挽船只,避免湖中行船风险。
河虽然初步开通,但尚不能通运,仅能通行小船:“河身尚浅,水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广粮船重大,艰以通航”。
万历三十一年,时任总河侍郎的李化龙再一次提出开挖河通运,并于次年正月上《请开河酌浚故道疏》,其中提出开河的“六善”、“二不疑”说,更全面阐述了开通运和避黄的必要性及益处,言之具体而现实,深得万历皇帝的赞成。
诏命即刻集中力量开工,为漕运大计做好长远的打算。
李化龙循旧迹,自夏镇南李家口向东经种口,渐转东南郗山,至韩庄折向东,经台儿庄转东南至邳县直河口入黄河,全长二百六十里,统称河,至万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
至此,后世可见的京杭大运河才算彻底确定下来,直到新中国建立,运河依旧保持着现在的河道,再未改变。
实际上,迦运河的开通,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水患对漕运的阻碍,用清代治河专家、河道总督靳铺的评价说:“有明一代治河,莫善河之绩。既避黄河之险,又资泉湖之利”。
综观明代围绕山东南部的治河保运,朝廷大臣在主张上形成两派:即“借黄行运”派与“避黄行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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