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矛一直供奉在午门楼上,就是皇帝带兵的实证。正德皇帝的行动虽然大干物议,然而他始终没有向舆论低头。而且以前皇帝的御林军都属于宦官管辖,就此一点,今上的措施也就无法直接批判。因此,文官们只能举出一些道德上的理由,例如兵凶战危,皇上舞剑弄枪有损承平气象等等,其所用辞语显然不能中肯。
然而文官们的意见又岂能完全忽视?他们是本朝政府的支柱。全部文臣既以伦理哲学作为基础推行了现今的统治方式,当然讨厌皇帝亲率禁军,造成文武均衡甚至武高于文的局面。只因为他们又个个都是忠臣,不便站在对等的地位去和皇帝谈判,更不能借势要挟。然则这些不便不能之处却没有使他们放弃初衷,即作诤谏时,他们胸中有数,意志坚决,目的不达,决不甘休。
老成练达的申时行善于洞察事情的阴和阳。他知道,道德不过是借口,问题的症结是廷臣的安全感。真相既明,他就采取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不事张扬,悄悄地和宦官们谈判。他后来写下的文章,阐述了此中奥妙。申阁老此时质问御马监的诸宦官:几千个官兵带着武器在皇帝身旁,谁能保证他们中间没有人参与做坏事的阴谋?万一有变,其他警卫人员救护不及,谁负得起这样重大的责任?诸位身为将领,又岂能置身事外?首辅还可能在此时提出江彬的先例,用本朝的历史,引证凡是和文官集团公开作对的人,没有一个能得到善终。即使是皇帝最亲信的人,迟早也会被大众清算。这一番危言耸听的游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用申时行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诸珰竦然”。
带兵的宦官既已为申时行的言辞所震慑,他们不再愿意参与内操,转而劝说皇帝放弃亲率禁军。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为效极显;而且皇帝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他知道如果坚执己意,他和臣下的冲突势必与他叔祖正德一朝的情况相类似。他既不愿意走此极端,迟早就得让步,所以从这时起他就对禁军逐渐不加过问。1585年之后,御马监勇士相次为人遗忘,禁军这一组织也就逐渐于无形中瓦解。
申时行以办理外交的方式来主持内政,御林军事件的顺利结束,更证明了这种方式确实卓有成效。他欣赏自己“从中调剂,就事匡维”这一处世和执政的原则,对待皇帝的办法则是“显谏者不若潜移为妙”。因为这种办法既对皇帝的权威无损,而臣下的目的又可以达到,这比之于臣下在奏章上奚落昏庸的皇帝,而皇帝用荆条痛打犯上的群臣总要高明得多。申时行所始料未及的,就是万历皇帝比他申先生又更高一手,他看透了这种斗争的真情实相,知道自己生气都属无效,莫若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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