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新婚妻子黄秀英坚持与丈夫同行。从1939年到1949年,夫妻俩相濡以沫,一起度过十年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岁月。
这是包玉钢第一次到香江。秋高气爽,夫妻俩乘坐香港最有特色的交通工具山顶缆车登上太平山顶。
碧蓝色的维多利亚港,舢舨与海轮穿梭进出,卷起一道道白色的波浪。眼下的情景,又与在宁波所见到的大不一样。
船与海的概念,又一次深深印在包玉钢的脑海里。
包玉钢到昆明不久,便派往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后转到工矿银行,任衡阳分行副经理、重庆分行经理。
1945年,抗战胜利。包玉钢被派往沪上接收日本帝国银行资产。经改组后,在原址设立沪上市银行。
才28岁的包玉钢被任命为业务部经理,次年,包氏又被提升为沪上市银行副总经理,仍兼业务部经理。包氏年轻有为,深得当时的沪上市长、副市长赏识。
包玉钢一家住在安亭路20号一幢洋房里,家中有舞厅、钢琴,包氏有银行配给的专车。
几十年后,包玉钢女儿去故居探望怀旧,发现里面竟住了5户人家。
包氏收入不菲,生活舒适。但此中的滋味,只有包氏心底最清楚。通货膨胀,挤兑风潮一波高似一波,国家银行成为市民戟指唾骂的对象。
包氏殚精竭虑,想透过银行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安定。但此时果党大势已去,民心下稳。
战后第二任沪上市长说:“有包玉钢在,银行就能正常运作。”
1949年新春,包玉钢向行长提出辞呈。市长没强行挽留,只要求包玉钢等到2月份。
3月初,包玉钢携妻子女儿乘机离开沪上。
包玉钢是果党官办银行的要员,得到前后两任市长的器重与提拔。
包玉钢感激这些上司。但对果党抱有看法。当时军政人员大都随果党去湾湾,包玉钢却去了中立区香港。
果党败退内地,中断了包玉钢在金融界的仕途。这成为日后包氏在香港商界施展身手的契机。
包玉钢来港,正值“难民”潮的高峰。香港收复后,人口增长很快,但房屋并没建多少。
现在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房荒愈加严重,不少“难民”或住在临时帐蓬,或露宿骑楼下。
包玉钢一家算幸运。父亲包兆龙在去年就在西摩道租下一个单位,约百多平方米,月租四百五十港元。
月租不算贵,因为港府对房租有限制。但实际上政府的法例不起作用,人多房少,顶手费成了公开的秘密。
包兆龙另花了2万港元的顶手费。一年后,这2万港元还算便宜的。
包兆龙还有个先见之明,来港前就把家中能变卖的东西全卖掉,换成金银美元,估计值数十万港元。
包玉钢已逾而立之年,当仁不让挑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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